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全球经济与对中国的挑战.pdf

国际经济评论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全球经济与对中国的挑战佟家栋盛斌蒋殿春严兵戴金平刘程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几位教授从全球宏观经济、价值链、数字经济、国际投资、国际金融市场等不同视角就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对中国以及整个世界经济的影响及对策进行了分析。疫情的蔓延性冲击对世界经济的挑战与中国的应对佟家栋（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经济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在世界经济处于长期低迷状态并竭力寻求增长动力之时，新冠肺炎疫情以惊人的速度在全球蔓延，给世界经济带来强烈的负面冲击。这种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外部冲击，加上一些次生冲击，使全球经济动荡下滑，不确定性演变成确定性下行，乃至经济衰退。（一）蔓延性外部冲击的挑战首先，全球价值链面临全面挑战。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特征就是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和扩展。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生产、全球投资、全球贸易，以及全球化资源配置不断拓展，形成了全球价值链。生产企业将产品的生产过程按照各地理区域生产要素的不同优势，将生产的各个环节和各个阶段布局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形成生产、贸易、金融的全球化。全球价值链不断扩大。全球的中间产品贸易已经占到全球贸易总额的60%左右。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此后低迷的经济复苏过程，牵动了国际经济保护主义，刺激了民粹主义的兴起，逆全球化成为一股强劲的势力。本次疫情蔓延打断了已经倍受质疑的全球价值链，可能引发全球价值链的逆向发展。寻求产品的自给自足将成为一些国家可能的选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人切身感到粮食不能自给自足的教训，坚持出台关于农业生产的干预政策。欧盟现在仍在实施的共同农业干预政策是确保欧洲各国粮食供应的保护性产业政策。本次医用物资在各国的暂时短缺可9Internationa l EconomicReview佟家栋盛斌蒋殿春严兵戴金平刘程能激发各国在疫情结束后某种程度的产业保护政策。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一次演讲中明确指出： “这次疫情表明，我们不能将抗疫物资的生产寄托在别国的身上！ ”因此，疫情结束后，可能要面对全球价值链迅速萎缩的挑战。这种挑战，可能比应对暂时的外部冲击带来的问题更加严峻。其次，我们将面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萎缩和投资结构重构的挑战。伴随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从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的规律看，发达国家国内制造业空心化，产业结构逐步向第三产业、高科技服务业转型升级。结果是，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趋向服务化，或新型第三产业化。本次疫情表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 ， “中国制造”逐步成为全球的习惯。但是，疫情前期中国制造业的突然停顿，使跨国公司及其母国切身感到相互依赖程度过强带来的危险。因此，外来冲击可能促使投资者及其母公司重新考虑将制造业分布多元化。从分工模式上，更多倾向于企业内分工，将全部生产过程掌握在企业内部。再次，中美经济政治关系面临挑战。本次疫情的初期，美国大有幸灾乐祸的心态。美国商务部长罗斯甚至表示，对中国的疫情冲击可以给美国带来机会。而在本国疫情恶化之后，美国又对中国污名化。人们有理由担心，本次疫情的冲击可能使两国的产业联系进一步松懈，甚至滑向脱钩！最后，经济体制机制面临重新权衡的挑战。在本次应对疫情的过程中，中央政府统一领导的经济体制机制展现了极大的优越性。因此，西方各国政府和国民都深刻反思，认为自由放任的经济体制机制过于分散，过于各自为政，难以应对大规模的外部冲击。蔓延性疫情冲击在相当程度上考验，甚至是凸显了这个事实，即有干预的市场经济制度也难以应对全球性蔓延的疫情冲击。因此，西方各国将深刻反思其体制机制的局限性，从而进行制度调整，并向政府加强管控与市场经济有效结合方向予以转变。（二）中国在后疫情和疫情后的机遇在蔓延性外部冲击过程中和疫情结束之后，中国并非只是面临挑战，我们还要看到其中所蕴含的重要机遇。第一，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软实力”大幅提升的机遇。本次疫情蔓延性冲击，凸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力图通过自身的经济休克来打好疫情全面战、阻击战的能力。在运行过程中，中国从中央到地方的高效执行力并取得良好成绩的现实，证明了中国现行的体制机制在应对突发性、蔓延性外部冲击时的优越性。从国际角度看，中国在有效解决了自身冲击的基础上，主动伸出援助之手，10国际经济评论/2020年/第3期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全球经济与对中国的挑战帮助意大利、西班牙、伊朗、日本、韩国等国家，体现了大国的担当，展现了“患难之际见真情”的可靠朋友的形象。这些作为无疑为中国疫情之后与各国开展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根据美国经济学家安德鲁罗斯的观点，一国的经济实力不仅包括该国的经济总量、全球金融控制力、全球贸易实力等硬实力，还包括各国在经济决策中的领导力、国际经济合作中的可靠性，以及与其他国家合作的平等与便利等。根据他的计算，美国自特朗普执政以来，国家的软实力下降了30%。1相信中国在本次国际联合抗疫中，乃至以后，软实力将有比较大的提升，进而有助于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经济发展环境。第二，中美两国加强合作、共同解决人类面临问题的机遇。在当今人类面临严重的蔓延性外部冲击下，中美两国的合作将有助于增强全球抗击疫情的信心，良好的技术合作将有助于争取美国普通大众的理解和支持。尽早结束疫情，不仅符合全球的利益，也符合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利益。因此，让合作的阳光驱散疫情的阴霾应该成为我们的重要出发点，也是难得的历史机遇。第三，中国调整产业结构，向高技术、先进通信、网络经济、医疗卫生系统产业、现代服务业等爬升的机遇。本次疫情蔓延充分体现了中国“制造大国”的形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中国正在朝制造强国转变的潜力。在面对蔓延性外部冲击的过程中，全球经济可能面临重大的调整。对于中国而言，这是承接高科技产业、先进通信技术产业、高技术含量服务业、医疗保障器械生产与租赁行业、电子商务等的重要机遇。因此，政府为保持或刺激经济复苏推出的政策措施要在设计“新基建”的同时，为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奠定良好的基础。第四，中国需求结构从外需型转向内需型的机遇。伴随全球经济的蔓延性停顿，中国面临严重的外部需求不足，许多厂家的订单大幅度减少。因此，中国的需求结构转向内需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被迫的，有助于增强中国经济的反弹或复苏。第五，集中精力干好自己的事情、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推动扩大对外开放的机遇。由于中国率先走出疫情冲击，在恢复和发展经济方面中国成了全球的引领者。但是，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还面临着体制机制建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艰巨任务。进一步对外开放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由经济实力大国走向经济实力强国的战略，也是排除各种干扰的选择。集中精力干好自己的事情，有助于1 Andrew, K. Rose,“Agent Orange: Trump, Soft Power, and Exports”, NBER Working Paper No. w25439,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19.11Internationa l EconomicReview佟家栋盛斌蒋殿春严兵戴金平刘程我们迎接疫情后全球经济政治关系的重大调整。COVID-19对全球价值链的冲击及政策启示盛斌（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跨国公司研究中心研究员）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 GVC）是21世纪国际生产体系最显著的特征，它使各国经济之间的互联互通与相互依存变得更加紧密，但同时也增强了由此而导致的全球系统性风险。当前正在全球蔓延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给本已低迷的世界经济造成全方位和严重的冲击，其中GVC就是一个关键的作用渠道。（一）全球价值链受COVID-19冲击的特点GVC受到自然灾害、地缘政治、经济金融等因素的外部冲击已早有先例，典型案例包括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贸易大崩溃” ，2011年日本大地震和海啸以及泰国洪灾引发的全球汽车、电子等行业的供应链中断。但相比之下，COVID-19对GVC的冲击具备以下特点。首先，COVID-19直接冲击实体经济，并主要针对人。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经济泡沫破灭而导致的市场流动性大失血，虚拟经济的资金链断裂是最主要的表现，因此，在应对政策措施上，主要是向市场注入巨量流动性（像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解决“钱”的问题，从而实现经济与金融稳定。而COVID-19则从冲击实体经济开始，特别是旅游、航空运输、零售等服务业以及复杂制造业（汽车、电子产品等） ，进而触发金融市场动荡。实体经济供应链断裂是病毒危机的最主要表现，因此，在应对措施上，主要是加强医疗救助和疫情防控以解决“人”的问题。其次，COVID-19冲击具有极强的传染性，导致在GVC体系内的多元交互影响。尽管之前日本、泰国的自然灾害也造成了全球半导体、计算机、精密仪器设备、汽车等制造业的供应链贸易中断，但这些冲击毕竟只是发生在非常有限的国家和地区，随着灾后重建与产能恢复，负面影响逐步消除。此外其他国家还可以通过寻求替代供应商的方式在短期内化解短缺问题。相比之下，COVID-19的传播性极强，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无一幸免，由于它们之间存在复杂的价值链关联，因此许多行业的GVC都会遭到破坏。最后，COVID-19冲击引发多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对GVC数量与价格的双重压力与风险。自然灾害冲击对全球贸易政策环境几乎没有影响，金融危12国际经济评论/2020年/第3期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全球经济与对中国的挑战机使一些国家出于保护就业与国内市场的考虑采取了进口贸易限制措施，但也主要针对最终产品。随着COVID-19的暴发与蔓延，许多国家先是关闭边境、停航停运或禁止进口贸易。最近，贸易保护又进一步扩展到出口贸易，由于担心全球的资源紧缺，许多国家启动对医疗物资、粮食、矿产品、能源等的出口管制。这使得GVC不但要面临断裂的威胁，而且还将推动全球重要原材料和工业中间品的价格上涨，进一步严重损害GVC体系。（二）COVID-19怎样冲击全球价值链？GVC的特点是产品与服务的多阶段细分、多工序或任务、多国生产、多国销售，由此会形成大量中间品（包括原材料、半成品、零部件、资本品和服务外包等）在全球范围内的多次跨境流动。世界贸易组织（WTO）统计数据显示，进入21世纪以来，中间品贸易占全球贸易的比重平均约占60%，在经济一体化程度最高的欧洲，其比重甚至高达80%。1因此，COVID-19对GVC的冲击主要是通过各国之间中间品贸易的渠道展开的。具体来说，包括以下三个效应，即“关联效应” “牛鞭效应”和“二元边际效应” 。首先，一个国家在GVC中扮演的角色包括两个关联部分：一是向其他国家出口提供中间品；二是从其他国家进口需求中间品。前者我们称之为“前向参与” ，后者为“后向参与” 。2如果该国发生较严重的疫情而其他国家无疫情，则在前向参与上它对其他国家造成GVC供给冲击，在后向参与上对其他国家造成GVC需求冲击。相反，如果该国无疫情而其他国家疫情严重，则在前向参与上其他国家对它造成GVC需求冲击，在后向参与上其他国家对它造成GVC供给冲击。如果全球疫情严重，冲击将是交互式的。其次，由于市场不确定性与经营策略需要，在价值链中上游的供应商往往维持比其下游厂商更高的库存水平，以应付订货需求的不确定性，因此越往价值链上游其生产与订货偏差就越大，这种由需求变异放大而导致的现象称之为“牛鞭效应” 。因此，COVID-19疫情导致的下游市场需求萎缩将通过这种乘数效应进一步加大上游供应商的生产、供应、库存管理和市场营销风险，从而导致GVC贸1 WTO, IDE-JETRO, OECD, RCGVC-UIBE, World Bank,Global Value Chain Development Report, 2017.2 从生产角度看，全球或一国的GDP可被分解为纯国内生产、传统贸易生产、简单GVC和复杂GVC四个部分的附加值。其中，纯国内生产指生产被本国市场吸收的最终品的附加值，传统贸易生产指生产出口最终品的附加值，简单GVC指生产出口并被进口国直接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