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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裴长洪倪江飞李越内容提要: 数字经济是一种更高级、 可持续的经济形态， 以信息通信技术为核心的技术手段对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起着前所未有的促进作用。本文在对数字经济的概念进行经济学解释的基础上， 运用政治经济学原理分析了数字信息产品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和数字产业的特点， 探讨了数字经济微观主体和共享经济的特征。本文认为， 数字经济的出现使得传统经济学理论面临挑战， 迫切需要理论研究和创新来解释这一新的经济现象。关 键 词: 数字经济政治经济学共享经济理论创新作者简介: 裴长洪，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 102488;倪江飞( 通讯作者) ，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 102488;李越，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 102488。中图分类号:F831. 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 8102( 2018) 09 0005 18一、数字经济概念的经济学解释( 一) 数字经济的发展背景2017 年 5 月初， 英国 经济学人 封面文章 世界上最宝贵的资源 指出， 数据是数字时代的石油( The Economist， 2017) 。一百年前， 石油成为现代社会最重要的大宗商品， 其开采、 提炼和交易促进了勘探、 化工、 运输和金融等产业的发展。一百年后， 数据成为新的大宗商品， 其作为关键投入要素已成为所有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根据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发布的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 2017 ， 全球 22% 的 GDP 与数字经济紧密相关。2016 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高达22. 58 万亿元， 跃居全球第二， 占中国 GDP 的比重为 30. 3%， 美国数字经济规模总量为 11 万亿美元， 排名全球第一， 占美国 GDP 的 59. 1%。数字已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 据估计，到 2020 年数字技能和技术的应用将使全球经济总值增量的一半来自数字经济( Knickrehm 等，2016) 。20 世纪 90 年代， 随着互联网的广泛接入和信息技术的关键性突破， 全球范围内由网络连接所催生的海量数据已大大超出了传统分散终端的处理能力。在这种背景下， 大数据、 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得到了飞速发展 。“数字经济” 最早由著名新经济学家唐泰普斯科特( Don Tapscott) 在其1996 年出版的 数字经济 一书中提出， 该书详细论述了互联网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紧接着， 尼古5DOI:10.19795/11-1166/f.2018.09.001拉斯尼葛洛庞帝( Nicholas Negroponte) 的数字化生存 向人们讲解了信息技术的未来发展趋势、 应用及其巨大价值， 此书一经出版便在全球各地引起强烈的反响， 成为畅销书。从那时起， 各国政府便采取措施将数字经济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动能。1997 年， 日本通产省开始使用“数字经济” 一词。从1998 年起， 美国商务部以 “数字经济” 为主题发布了多项年度研究成果。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 各国为了尽快走出经济衰退的泥潭， 纷纷制定数字经济战略。近年来， 我国也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在引领经济增长、 产业结构升级方面的巨大推动作用， 并做出重要部署。2015 年 3 月，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互联网 + ” 行动计划。2016 年 3 月，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促进共享经济发展， 同年 10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要加大投入， 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推动互联网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 智能化， 做大做强数字经济， 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 ” 2017 年 3 月，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促进数字经济发展， 同年 10 月， 数字经济被写入十九大报告。( 二) 数字经济的定义随着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 信息通信技术( ICT) 与社会经济各个领域的融合不断加深， 已成为推动实体经济结构升级的重要动力。自唐泰普斯科特提出数字经济概念以来， 许多机构和学者纷纷从不同视角定义数字经济。第一， 从数字经济的范围来看， Mesenbourg( 2001) 认为数字经济分为三个部分: 电子商务基础设施( 硬件、 软件、 网络、 系统等) 、 电子商务流程( 主要通过计算机网络进行商务活动， 如电子邮件、 视频会议等) 和电子商务( 主要基于计算机网络进行商品交易的过程， 如在线售书和 CD 等) 。依照这种划分方式所定义的数字经济， 虽然其构成明确， 但在统计上存在一定的难度， 例如如何统计电子业务的经济规模。Bukht 和 Heeks( 2017) 认为完全或者主要由基于数字产品或服务的商业模式的数字技术所引起的那部分产出就是数字经济， 分为三个层次， 即核心部门或者数字部门， 包括软件制造业、 信息服务等行业; 狭义的数字经济， 即除了核心部门外， 还包括因 ICT 而产生的新的商业模式， 如平台经济、 共享经济、 数字服务等; 广义的数字经济 数字化经济( Digitalized Economy) ， 包括一切基于数字技术的经济活动， 即除了狭义的数字经济外， 还包括工业 4. 0、 精准农业、 电子商务等。这种定义虽然模糊了界限， 但是足以将未来涌现的基于数字技术的新业态纳入进来。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2017) 将数字经济分为数字经济基础部分( 包括电子信息制造业、 信息通信业以及软件服务业等) 和数字经济融合部分( 将数字技术应用到制造业、 服务业等传统行业所增加的产出) 。这种分类方法得到许多学者和研究机构的认同。第二， 将数字经济视为一种经济活动， 如中国在 2016 年G20 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 中指出: “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 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 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 。赛迪顾问( 2017) 认为数字经济是以数字为基础的一系列经济活动的总和。第三， 从产出角度来看， Knickrehm 等( 2016) 认为各类数字化投入带来的全部经济产出即为数字经济。数字化投入包括数字技能、 数字设备( 软硬件和通信设备) 以及用于生产环节的数字化中间品和服务。第四， 从结构角度来看， 澳大利亚政府( DBCD，2013) 认为数字经济是通过互联网、 移动电话等数字技术实现经济社会的全球网络化。欧洲议会( European Parliament，2015) 将数字经济描述为通过无数个且不断增长的节点连接起来的多层级或层次的复杂结构。除此之外， 还有学者和机构从商业模式角度定义数字经济， 如 Mesenbourg( 2001) 、 European Commission( 2013) 、 OECD( 2012) 等。虽然以上定义各有侧重， 且范围不同， 但都认为数字经济是一种基于数字技术的经济。本文从生产手段所采用的技术属性的自然科学意义角度定义数字经济。从这一角度看， 首先6Finance Trade Economics， Vol. 39，No. 9， 2018出现的是农业生产和农业产品， 体现为农业经济并表现为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生物经济; 之后出现了工业产品和工业生产， 体现为工业经济， 表现为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物理化学经济; 最后是服务生产和服务劳动产品， 体现为服务业和服务劳动经济， 但是它却没有自然科学意义上的技术定义， 这是因为， 在服务劳动经济中， 至少在很长时期， 其技术手段对于生产率的意义并不重要， 或者在后来， 它采用的是综合的技术， 任何技术分支在其劳动生产率中都不具有决定意义。因此， 数字经济强调的是， 数据信息及其传送是一种决定生产率的技术手段， 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这样一种技术手段， 它可以渗透进工农业生产， 以及服务业劳动， 形成所谓“互联网 + ” ， 虽然它与其他技术手段在各种生产活动中共同使用并同时发挥作用， 但对于这些生产过程来说， 决定生产率高低的是数据信息及其传送这一技术手段， 因此， 这就是数字经济。( 三) 数字经济的特征基于数字技术的数字经济在规模经济、 范围经济以及长尾效应等方面的特征极为显著。1. 规模经济在工业经济时代， 企业通过将规模调整到长期平均成本最低处所对应的规模来实现规模经济。由于企业最优生产规模受到企业管理能力、 企业资产存量、 内部交易成本等因素的限制， 因此企业的长期平均成本呈现先降后升的特点， 这决定了企业的规模不能无限扩张。在数字经济时代， 平台企业通过网络外部性( Network Externality) 实现规模经济。网络的外部性往往是正的， 而不是负的。一个网络的价值取决于其连接客户的数量。连接到一个网络的价值取决于已经连接到该网络的其他人的数量( Shapiro 和 Varian， 1998) 。因此根据梅特卡夫法则( Metcalfe Law) ， 网络的价值以用户数量的平方速度增长。当网络用户超过某一临界点后， 网络价值则呈爆发式增长。可见， 工业经济时代所追求的规模经济， 是通过扩大生产规模以降低长期平均成本， 进而实现收益最大化。数字经济时代所追求的规模经济， 是通过扩大网络用户规模， 提高平均利润进而实现收益最大化。2. 范围经济传统的范围经济是通过供给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产品以实现总成本的节约， 进而提高经济效益。传统范围经济是基于不同产品在生产、 销售等方面的相关性实现， 可以说企业产品的相关性程度直接关系到范围经济的实现程度。在数字经济时代， 平台企业实现范围经济的条件由产品的相关性转向基于用户数量的规模经济。基于海量的用户资源， 平台企业除了出售那些满足大众需求的大批量、 单一品种的产品和服务外， 还出售那些满足“小众” 需求的多品种、 小批量产品和服务。平台企业能够聚集无数个卖家和买家， 能够极大地扩大销售品种， 最有效地形成“长尾理论”( 江小涓， 2017) 。例如， 在亚马逊网上书店营业收入中， 约一半来自畅销书， 另一半则来自销量少、品类繁多的 “冷门” 书籍。3. 交易成本下降科斯认为市场摩擦引起交易成本， 包括寻找交易对象所引起的搜寻成本、 为获取交易对象相关信息以及同交易对象沟通所产生的信息成本、 签订合同前的议价成本以及签订合同后的监督成本。数字经济的出现大幅降低了搜寻成本， 平台企业利用大数据迅速将供求双方直接联系在一起， 有效缓解了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从而大幅度降低了交易双方的搜寻成本、 信息成本、议价成本以及监督成本。中国物流业 95% 的经营主体为中小企业， 经营模式多为单车货物运输，货源组织能力差。这种经营模式导致中国的物流行业高度碎片化， 部分行业竞争激烈， 物流成本高， 效率低下。具体表现为中国的物流费用占 GDP 的比重约为美国的两倍， 中国公路货车空载率7高达 40%， 是美国和德国的 3 4 倍。互联网平台把企业用户和物流公司聚拢在一起， 让他们建立直接联系， 有效缓解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从而大幅度降低了交易成本。例如贵州“货车帮” 成功地将大数据、 云计算和移动互联网应用到中国物流上， 将全国的货物和货车情况精准地匹配起来， 大大地降低了空载率， 从根本上解决了车货不匹配的难题。2016 年货车帮为社会节省燃油 615亿元， 减少 3300 万吨碳排放。4.“创造性毁灭”熊彼特( 1990) 认为 “当新组合是间断地出现的时候， 那么具有发展特点的现象就会出现了” ，该新组合包括 “新产品、 新市场、 新方法、 新供给、 新组织” 。熊彼特认为在竞争性环境中的新组合会打破旧组合的平衡， 从而 “意味着对旧组合通过竞争而加以毁灭” 。数字信息通信技术的广泛应用在催生了新的产品、 新的业态、 新的服务的同时， 也对部分传统行业和业态产生巨大的冲击甚至颠覆。例如微信的普遍使用给中国电信运营商的语音和短信业务造成巨大的冲击， 尤其是对短信业务造成 “毁灭性” 的打击。根据工信部数据， 2012 年中国手机用户共发出 9000 亿条短信， 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