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pdf

数字经济、 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张勋万广华张佳佳何宗樾内容提要: 人类正在经历的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第三次技术革命， 对效率和公平的影响巨大且深远。中国尤其得益于互联网革命， 使得中国实现了数字经济和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本文将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 数据相结合， 评估互联网革命所推动的数字金融的发展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首先， 基于分样本实证分析， 发现中国的数字金融不但在落后地区的发展速度更快， 而且显著提升了家庭收入， 尤其是对农村低收入群体而言。可见， 数字金融促进了中国的包容性增长。其次， 对于数字金融至包容性增长的传导机制， 本文发现， 数字金融的发展帮助改善了农村居民的创业行为， 并带来了创业机会的均等化。最后， 通过对物质资本、 人力资本及社会资本的异质性分析， 发现数字金融特别有助于促进低物质资本或低社会资本家庭的创业行为， 从而促进了中国的包容性增长。关键词: 数字经济数字金融普惠金融包容性增长创业*张勋， 北京师范大学统计学院金融统计系， 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 邮政编码: 100875， 电子信箱: zhangxun bnuedu cn; 万广华( 通讯作者) ，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 电子信箱: guanghuawan yahoo com; 张佳佳，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北京师范大学统计学院金融统计系; 何宗樾， 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作者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批准号: 71833003，青年项目批准号: 71703088) 和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课题的资助， 感谢张欣博士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上的支持， 感谢欧阳峣、 黄益平、 沈艳、 龚强、 梁平汉、 侯文轩、 易行健、 王军、 徐建国、 黄卓、 张海洋、 郭峰、 余静雯、 周伊敏、 邹欣、 朱海坤、 杜鹏程、 梁方及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第二届学术研讨会、 第四届大宏观全国论坛、 第十八届中国经济学年会以及大国经济论坛 2018 年学术年会的参会同仁对本文提出的宝贵建议， 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人对论文提出的详实而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当然， 文责自负。截至 2019 年 4 月 24 日， 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已采集了 9. 9 亿人的信息， 但仍有 4. 6 亿自然人没有信贷记录， http: / /finance sina com cn/roll/2019 04 24/doc ihvhiqax4733019 shtml。一、引言互联网革命以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 涉及信息、 新能源、 新材料、 生物、 空间和海洋等技术， 是人类文明史上继蒸汽机的发明和电力的使用之后的又一次重大革命， 给全球经济和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全方位的冲击( 江小涓， 2018) 。从经济学的角度， 冲击的影响可以归结到效率或增长和公平或收入分配两方面。现有文献关注了互联网对效率的影响， 但对贫富差距的影响的研究则有所不足， 尽管后者已经成为各国政府、 国际社会和组织以及学术界最为重视的问题之一。中国尤其得益于互联网革命。在过去的 510 年里， 依托于信息、 大数据和云计算等创新技术， 中国的数字经济( 尤其是数字金融) 经历了快速发展， 如支付宝、 微信支付等。这大幅改善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便利性， 特别是对于原先无法接触到金融市场的群体而言， 从而推动了中国的普惠金融( financial inclusion) 发展。举例来说， 信用卡是通过完善个人征信从而便利借贷的重要手段， 但根据中国银行业统计协会( 2016) 的数据， 截至2015 年， 中国的信用卡发行量为5. 3 亿张。即便按照人均 1 张来计算， 还有一大半的人口没有信用卡， 从而无法通过信用卡消费获得征信记录，也就无法从传统金融市场上获得资金， 使得传统金融失去了完全意义上的普惠性。近年来数字金融的发展改变了这一格局: 尽管大部分居民没有征信记录， 但人们日常使用微信、 支付宝在缴纳水、电、 燃气等生活费用， 或进行购物用餐等支付功能时， 均可以累积信用， 提供征信记录。这些记录在172019 年第 8 期数字金融平台( 如蚂蚁借呗、 微粒贷) 上已被用于借贷审核。因此， 互联网革命所带来的数字经济和数字金融， 可以惠及那些原来被传统金融、 传统征信排除在外的群体， 有助于缓解他们的借贷约束， 并促进他们的投资和经营活动。而这些缺乏信用记录和抵押的群体， 收入往往偏低。可以预期， 由互联网革命所带来的信息或数据的创造和共享， 有助于推动数字金融产业的兴起， 改善金融的可得性和普惠性， 进而促进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增长是 2016 年杭州 G20 峰会的 4I 主题之一， 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全球经济发展走向。从根本上说， 包容性增长既关注效率， 也关注公平， 二者都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简单地说， 如果某种因素对收入的增长影响为正， 同时相对贫穷的人从该因素获益更多， 那么该因素就带来了包容性增长。反之亦然。现有文献缺乏关于包容性增长的实证研究( 张勋和万广华， 2016) ， 以往的研究大多是描述性的， 主要聚焦包容性增长的理念、 实施包容性增长的必要性以及实现包容性增长的政策建议， 实证分析比较少见， 更不要说论证互联网革命所推动的数字经济和数字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了。考虑到中国当前经济下行的压力， 收入不均等状况也并不乐观， 系统、 客观地探讨数字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尤为重要。基于以上背景， 本文首次将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 数据相结合，评估以互联网革命所推动的数字金融发展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首先， 基于分样本的实证分析发现， 中国的数字金融不但在落后地区的发展速度更快， 而且显著地提升了家庭收入， 尤其是对农村低收入群体而言。数字金融的发展有利于缩小区域和城乡差别， 促进中国的包容性增长。其次， 就传导机制而言， 本文发现， 数字金融的发展帮助改善了农村居民的创业行为， 并带来了创业机会的均等化。最后， 通过对物质资本、 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异质性分析， 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特别有助于促进低物质资本或低社会资本的家庭的创业行为， 从而促进了中国的包容性增长。本文余下的内容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对相关文献进行综述; 第三部分介绍互联网背景下， 数字经济和数字金融在中国的发展; 第四部分讨论实证策略及数据; 第五部分报告基准模型估算结果;第六部分探讨数字金融促进包容性增长的机制; 第七部分为总结。二、文献综述本文致力于研究数字金融发展能否促进中国的包容性增长， 并从家庭创业的角度探讨其内在机制， 相关文献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综述。首先是金融发展的效应的文献。一个基本共识是， 金融发展有助于经济增长( King Levine，1993; ajan Zingales， 1998) 。金融最核心的功能在于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同时尽可能地降低风险。相关实证发现表明， 金融发展有助于平滑消费、 管理风险、 降低居民约束以及便利化交易( Goldsmith， 1969; McKinnon， 1973; Levine， 2005) 。特别地， 在 Levine( 2005) 的经典论文中， 证实了更加发达的金融系统能够缓解企业的外部融资约束， 而根据 Bernanke et al ( 1999) 的金融加速器原理， 融资约束是经济加速增长或下滑的决定机制。作为互联网与金融的结合体， 数字经济尤其是数字金融， 自然也具有金融特性。不仅如此， 以往研究还表明数字经济有助于实现普惠金融，从而推动经济增长， 特别是在中国。李继尊( 2015)认为， 由电子商务和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所推动的中国互联网金融， 可以降低传统金融对物理网点的依赖， 具有更强的地理穿透性和低成本优势， 可以推动普惠金融。焦瑾璞( 2014) 指出， 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为广大欠发达地区提供金融服务创造了条件， 尤其是数字货币在增加金融服务覆盖面、 降27张勋等: 数字经济、 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本文中， 我们将不区分地使用数字经济和数字金融作为同义词。在本文， 包容性金融、 金融的包容性、 金融普惠和普惠金融等作为同义词使用。低服务成本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焦瑾璞等， 2015) ， 从而有助于优化金融资产配置， 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状况， 在促进金融稳定的同时实现整体盈利水平的提高( 王颖和陆磊， 2012) 。数据方面，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和蚂蚁金服集团利用蚂蚁金服的交易账户数据， 编制了 20112018 年多个行政层次的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结果显示数字金融是实现低成本、 广覆盖和可持续的包容性金融的重要模式， 为经济落后地区实现经济赶超提供了可能( 郭峰等， 2019) 。一系列文献评估了数字金融发展的经济效应。Kapoor( 2013) 发现数字金融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而宋晓玲( 2017) 利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谢绚丽等( 2018) 同样利用该指数， 结合区域层面的企业创新数据， 证实了数字金融的发展促进了企业创新。黄益平和黄卓( 2018) 系统地回顾了中国数字金融的发展历程， 并对数字金融的未来进行了展望。但是， 这些研究大多使用宏观数据， 从宏观层面讨论数字金融与经济发展、 区域不平等和企业创新的关系， 难以识别数字金融的经济效应的微观机制。唯一的例外是易行健和周丽( 2018) ， 他们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通过提升支付便利性和缓解流动性约束等两方面促进了居民消费。显然， 关于数字金融的经济效应的微观机制研究还有待加强。其次是有关包容性增长的文献。如前文所言， 包容性增长既关注效率， 也关注公平。遗憾的是， 除了张勋和万广华( 2016) 研究了中国农村基础设施的包容性增长效应之外， 关于包容性增长的研究几乎是缺失的。结合前文的 Kapoor( 2013) 和宋晓玲( 2017) ， 似乎可以得出数字金融发展具有包容性增长效应的结论， 但他们的研究一方面依赖于宏观数据， 无法识别微观机制; 另一方面， 城乡收入差距仅仅是收入分配的一个部分， 中国的城乡内部差距可能更大( Wan， 2008a， 2008b) 。这自然呼唤在互联网革命背景下对数字金融与包容性增长关系进行更系统严格的分析。第三是与家庭创业相关的文献。综合来看， 影响创业的微观因素包括创业者的性别( osenthal Strange， 2012) 、 年龄( ees Shah， 1986) 、 人力资本水平( Lazear， 2005) 、 社会资本水平( 胡金焱和张博， 2014; 周广肃等， 2015) 、 工作经历( Evan Leighton，1989; 王戴黎， 2014; 周广肃等， 2017) 、风险偏好程度( Parker， 1996) 等。影响创业的宏观因素则是创业者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环境( Djankov， 2002; Glaeser Kerr，2009; Ghani et al，2014; 吴晓瑜等， 2014; 周广肃等， 2015) 。国外文献也表明， 创业不但可以促进创新和长期经济增长( Baumol，1968; King Levine，1993;Samila Sorenson， 2011) ， 还可以解决就业问题( De Mel et al， 2008) 。尽管以往研究没有涉及数字金融与创业的关系， 但关于金融发展与创业关系的研究可以为本文提供借鉴。经典文献认为， 信贷约束会对创业产生负向影响( Evans Jovanovic，1989; Nykvist，2008; Karaivanov， 2012) 。金融发展可以通过合理有效地分配资源、 缓解潜在创业者的流动性约束来促进创业活动( Bianchi， 2010) 。可以预期， 依赖于信息、 大数据和云计算等创新技术， 数字经济和数字金融可以进一步拓展金融的服务范围和触达能力， 降低金融的约束力， 有益于家庭创业， 从而帮助实现